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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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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能重回高增长时代吗?(转)

政府为何突然刺激股市?股市与技术创新有何关系?如何促进资本市场繁荣与技术创新?以上述问题为契机,在近期举办的第三期“后海产业创新沙龙”上,智本社社长薛清和作了“大牛市与技术创新”的分享,量子学派创始人兼CEO罗金海则结合对投资的理解,点评了股市情绪、技术进步等议题,现场观众也在沙龙后半段加入了互动,就投资建议、牛市判断、创业机会等方面提出问题。

本文是沙龙互动环节纪实,编者认为,提问者、回答者在确保表达安全的同时,尽可能呈现专业性、技术化的解读,相关表达和关切代表了民间思考的极高水准。

大A进入高手对决阶段,散户最好选择旁观

提问1:我在金融科技行业,我想向社长提问,按目前的行情,投资者应该如何调整他们的组合,以便实现最大化的收益,怎么规避跟识别风险?

薛清和:投美股好回答,A股很难回答,因为本身我离开A股很多年了。后面这个市场如果你不是专业投资者,我的建议是离场,接下来是高手对决的时候,专业投资者看到现在这个市场调整行情是非常兴奋的,流动性大,波动大,板块又轮动,这是他们才能赚到钱的。

普通的投资者还能不能投资?我认为需要回归到哑铃型思维,投资A股,如果你想降低你的风险,那就是哑铃型,后面的市场震动风险会加大,市场板块也在分化,资金会逐渐走向高股息的央国企。因为政府设计这两个工具不是平白无故的,央行出来的钱,不管是货币互换便利还是再贷款也好,它不是买普通股票的,它不会随便用到这个地步,一定是给到保险险资、证券、银行再贷款,它肯定是转到央国企。

因为这是一个思路,今年一直以来很明确的思路,去年开始“中特估”,现在打造央国企估,这里有很多原因,一个是做大国有资产估值的安全边界;另外一个是一定的股权财政的目的。所以这个方向很明确,今年大热的国家队的险资。如果要避险的话,就买这种高股息的。

提问2:我本身是做制造业的,我认真炒股从2009年开始,这一轮我很坚决在国庆前段时间清仓了。但我看到10月8日有很多人进去,因为我家里有很多那些很老的亲戚,90多岁的都很兴奋。我想问,9月30日前那一波,到底是散户多还是机构多?

罗金海:从我的观察来看,真的有一些人听了高层会议之后,就冲进去了。因为他不是相信国家意志,而是相信个人意志,他不是说这个国家经济会变好,他是相信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变坏,所以才会去买股票。当然,他也不完全是赌,而是看到了这十几年来发生了很多现象,这些人动作很快的,他马上拼尽全力。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反比例函数,它一定是反着来的,这就是他来赌这一波的原因。他不是因为对未来经济会变好,而是担心未来经济会变坏,会看到大洪水的时代马上来临,所以他这个钱不进来就会贬值,所以逼得他没有办法,这样进去的。

外部环境宽松,内部紧张气氛才能消失

主持人:不管国家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实际上会有很多传声筒,比如在抖音上有很多千万粉丝的大V,这些人鼓励很多的散户或者根本没有开户的人去进场,这样的大V有巨大影响力,也不是一两个,数量很多。包括被封号的“泽平宏观”,多年来他也是一直在看多A股,而且给进场上价值,他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我们今天讨论资本市场和技术创新,我记得金海办公室的书架上摆着一本《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这本身讨论的是国家意志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很显然,并不是国家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那么延伸到资本市场,国家的干预能力到底有多强,尤其是中长期的把控力能有多大?

比如社长说的,国家想要慢牛长牛,能够坚定去支持技术创新。但是“国家这么想”和“能不能做到”这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断裂或者执行上的问题,这是我想问的。

薛清和: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中期,远期我不敢说。中期来讲,假如使用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是可以扭转形势、扭转预期流动性,一定程度上可以熨平这种经济周期的波动。有很多人骂经济学家,但假如实施这些政策,比如支持更多的财政支出的口径,从投资更多的转向居民,这对于消费的提振是非常直接和有效的,就是我们说的发钱。

我觉得发钱至少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迅速可以转化为消费,流动性可以迅速的流动起来;第二是提振预期和信心,中国人某种程度上对政府还有相当大的信仰,政府会给老百姓发钱,这个信心一下子可以回暖。

我们假设,包括我们这次股票政策的刺激,马上大量的资金追进去,刚才蔡总讲到到底是散户还是机构呢?我认为相当一部分是散户,原因有三:

一个是银行存款转证券规模很大,机构不会大规模存款;第二个是我咨询了几家机构的交易员,他们节前基本上是踏空的;第三个是看我写的那几篇预测很准的文章的评论区还是骂我,300条评论我一条都没看出来,全是骂我的,基本上可以看出这些人的态度。他们都认为我故意在唱衰股市,他们都看好的,有人说5000点有人说10000点。

政府的政策只要是实施有力度的逆周期调节,和经济学家的改变政策的方向建议,可以调动居民的资金和信心投入到经济市场中来,这是我的假设。

我最终还要回答你的问题,跟“实际能做到”之间。我的预判是,整体国家的方向政府的方向是不变的,只是在经济到了相当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小幅度的回调。坚持一段时间,它又按照原来的大方向走。所以应该是属于这种有波动。

真的要扭转大形势,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真的要改革和改善国际关系,核心是对美关系。为什么说核心呢?因为只有跟美国改善关系,重新达成稳定的协议和合作,中国对国内的政策才会放松。

不然我们一直很紧张,你外面有老虎,你很紧张,脾气不好就打孩子。家长情绪不稳定,孩子就暴躁,所以家长一开心,孩子就乐翻天,股票就上升,家长脸一沉,股票就暴跌。什么样的家长会带出什么样的孩子,所以要外部环境宽松了,或者比较富足了,工作也顺利了,自然家庭气氛也比较安稳。

加密投资有太多的坑,不建议投资者进入

提问3:我介绍自己一下背景,一开始是媒体人,后来转到房地产行业,现在在金融行业,所以对今天的话题非常关心,我的问题是问罗金海老师:除了现金以外,您怎么看其他方面的投资?

罗金海:我很长时间是在加密这个圈子里的,一开始我有很多理想主义的情怀在里面,但慢慢发现,这里面的坑太多。说实话,我不建议大家加入这个市场。

现在加密世界的首富是赵长鹏,他被罚了大概43亿美金,大概关了6个月。这里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美国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找到一种方式,怎么从加密这个世界里来把这个钱给吸走,把他们反过来吸引到法币的世界。

这个方式就是我直接罚你,我直接扣你的钱,你的钱哪里来,加密圈子这些人傻乎乎还在认为和自己没关系,其实你想到了没有,他被罚款的每一分钱都是你们这些人掏的?

本来这些人的赚钱方式是刀尖上舔血的方式,既不健康也没有为这个社会确实带来真正的财富,所以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实际上有很多坑,有很多的黑招,你的钱放在里面拿不出来。

我自己没有太多的配置,前些年主要是房子,这几年重点是孩子教育,我会把孩子送到更好的教育机构,我觉得这些投资是最值钱的。大概是这样,谢谢。

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拐点阶段

提问4 :感谢各位老师的分享,我来自于创投行业,两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社长:1、这些年我发现多了很多新词,包括“耐心资本、新质生产力”这些没有意义的新词。你有没有关注过,历史上有没有哪个国家在某个阶段也会有这样的新词,这是第一个问题。2、您说的三个阶段,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有多大概率能避免进入第三个阶段?

薛清和:我想在一个时代的拐点都会有很多新词,1978年前后有很多新词,但那个新词你会不会觉得它是没有用的?市场经济那时候多少人听过,外汇有几个人听过。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时代的切换,原来高增长的整套逻辑都不太顺了,这时从政府顶层设计的角度来讲或者管理整个官僚体系的角度来说,它需要有些新的顶层设计的口径出来。完全说到没用呢,我倒也不这么认为,就是词本身。

比如我们叫“新旧动能转换”,确实是我们过去的把它理解成资源型数量型的增长方式,过去的这种动力,现在确实是不行了,我们过去大量投房地产、投基建,现在转向新动能,确实需要新产业、新技术,我们现在用了“新质生产力”把它概括了。

我觉得词本身没有褒义贬义,关键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才是关键的,你是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去做,还是集中资源和权力方式去做?这是两回事。股票市场是个典型的,你用真正的注册制,市场化的注册制,股票市场是会繁荣的,会促进金融创新。但如果还是按照我说了算,价格我说了算,或者卖出,能不能达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肯定会有挑战,因为你的新技术不能出来。

能不能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我觉得趋势肯定是往这个方向走,有些能进入,有些不能进入。比如服务消费,从消费的角度来讲,大宗消费时代可能终结的,后面肯定是服务消费。至于服务消费是高质量还是低质量,这是两回事。

我到底是穷游还是富游,像这次国庆出行,五星级酒店价格都是下跌的,免费的景区都是挤爆的,我也是旅游,也是服务消费。但是服务消费可能进不了,但能不能从三个银行间接融资直接进入到投资银行、股债的市场,我觉得这是有难度的。

技术能不能从过去的旧动能进入到所谓的新动能,有些产业是可以的,有些产业是难度很大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这种新的时代的切换,我们如果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角度来讲难度是非常大的,日本也是经历了几次,不能说完全成功。中国现在不仅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了,涉及到整个经济模式的转变,或者说经济制度的转变,背后还需要国家治理、政治制度的转型做支撑,我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我也看不到多远。

主持人:社长的解读很专业,我想补充一个观察,那就是中国经济有一种“舆论经济学”的存在。我说几个大家很熟悉的句式,“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你会发现,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背面是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旧质生产力是什么?推动助力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又是什么?

不管是对产业也好、对企业也好,官方在做命名的时候,不自觉在使用一种二元逻辑。二院逻辑的后果就是助推了舆论攻击手的出现,为什么司马南对中国经济这么“重要”,因为如果他向某个企业开炮,指责这个企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就会引发企业的巨大震荡。类似的,某些传统产业被认为是“旧质生产力”,那就很难赢得主流媒体的关注,而像金融、创意、数字科技等产业,因为被扣上“虚拟产业”的帽子,有时候也非常被动。

没有旺盛的消费,中国科技和经济都没有希望

提问5:我是财经媒体记者,在硬科技部门,我想了解一下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预期?

薛清和:我们现在经济面临的问题,是转型国家当中遇到一个很大的坎,10个国家9个失败。很多国家到了中等水平,它的资源红利吃尽了,外资的红利吃尽了,土地资源吃尽了,人口红利吃尽了,要靠自己去上技术,哪有那么容易?技术是个高端竞争的行业,各个领域在全世界里掌握核心技术就那么几个国家、就那么几大公司。就芯片来说,它是全球的产业链,但真正掌握核心技术就那么几家公司、就那么几个国家。

所以到人类最尖端的领域去竞争,这不容易。首先,这可能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有很多民族达不到这个程度,有些能歌善舞的民族去搞娱乐了,中国这个民族追求现实主义,努力赚钱、搞技术,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前提。

第二点,我想表达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消费孕育高科技。如果这个国家消费不繁荣,不可能有内生的高科技。消费代表了你居民很有钱,居民有钱努力消费,你才能够提升消费的福利,进而提升技术。比如眼镜,我就是一个很挑剔的眼镜消费者,我要求你的玻璃水平很高,你的光学技术一定要很好。我们最顶尖的芯片一半左右都是消费供给,这很重要。所以有强大的内需和消费是我们经济内生和自主创新的基本动力、根本动力,我说自主创新不是不跟国外合作。

第三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很重要。为什么最近50年的创新基本上都在美国?1970年以来的创新,信息技术时代,为什么是美国引领的?跟美国的金融市场,纳斯达克以科技为融资的市场有关系。日本错过了,欧洲也错过了,美国除了集合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和公司,还有金融资本,这背后是是什么?是制度,人才与资本都靠制度来吸纳。

今年的经济学诺奖得主,论证了制度决定技术创新。但我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我认为制度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但技术创新是来自于很多条件的,制度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讲中等收入陷阱是技术陷阱,更是制度陷阱,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还能重回高增长时代吗?

提问6:我是1999年出生的,今年研究生毕业,理工科专业,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些90后甚至00后面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的职业应该做怎样的选择。

薛清和:从你个人角度来看,我反而觉得结果是你们理工科的时代,是文科糟糕的时代。因为现在国家全力搞技术,我们先不要判断这种技术投入能维持多长时间,它能不能成,但你们能挣到钱,这是很重要的。

这些年,不管是国有的还是市场上的,真有一些搞技术的,我的很多朋友是搞技术的,他们是挣到钱的。在深圳做储能的、做芯片的,都有相当多人挣到钱了。当然这里也有巨大风险,因为这毕竟是国家行为。如果你作为个人职业发展,我觉得是比较好,是属于你们的时代。如果是你们去创业和做生意,要注意国家行为背后的市场风险。所以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讲,不至于太悲观。谢谢。

提问7:我是互联网产品经理,我的问题是,未来中国有没有可能还有像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机会,或者这样的机会需要哪些条件?以及未来几年重新有没有可能回到高增长时代?

薛清和:正常情况下,重回高增长的机会没有了。创新运动的前提,首先是宽松的制度环境,然后才有舆论环境,刚才主持人讲到舆论对经济的影响,舆论背后是国家意志,因为国家意志,舆论才有这样的导向,司马南才选这样。人家说把司马南号被封了,可能短期内预期市场会兴奋一下,但如果国家意志没有改变,又会出第二个司马南。最后国家意志转变了,司马南就会打趴下了。

第二,确实跟海外的市场美国的关系要不断的改善,这个我前面说过了,这里不继续说了。

第三,该开放的已经开放了,剩下的东西开放红利、改革红利消失之后还需要改,国央企有一筐土地得放出来,大家去投资,才有新的机会。要不然我们现在国央企收红利,民营企业哪个领域都卷,你就很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后面到底有没有?通常情况下没有,但有一种特殊情况下或许有。假如跟美国的关系稳定了,人工智能革命又来了第二个更高的高潮,技术革命可能会给我们引来的更多增长机会。

罗金海:因为我本质上也是产品经理,现在互联网肯定也躲不过捕捉洞察人性,但我觉得有一个方向是可能的,就是基于量化模型,未来的产品经理是什么样子,它一定有更多产品的可能性,这里面我觉得太多相关联,这个产品经理是一直会延续下去的,这方面我觉得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谢谢。

主持人:在主分享阶段,社长和金海都提到了今年的诺贝尔奖情况,我想在沙龙最后用一个小故事来结尾。我平时喜欢打台球,有一帮球友,前几天打球的时候,一个球友很高兴地和我说,自己听过今年物理学奖得主辛顿的课。因为他是在多伦多大学拿的计算机硕士,然后回到国内,在微信做程序员。

我当时还挺感慨,因为一下子觉得自己和诺奖得主贴这么近,而且不是通过学术网络,是一个运动社交网络。这说明中美之间的技术人才交流还在进行,这是令人欣慰的一种状态,也希望这样的交流不会被暂停,能一直保持乃至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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