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进行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历时两年，近30万字的报告透露： 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其中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就曾经发文质疑西南财经大学授予的博士学历。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大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明确把高学历当成录用和提拨干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在“特色中国”却迅速走形、变味，“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博士超级大国这个位子，至少二十年内无人能赶超了。 中国的“博士大跃进”的造假之风和所隐藏的巨大祸患，让稍为清醒的国人痛心疾首。最早公开在2009年10月27日，人民网转载了《钱江晚报》的一篇文章，题为《人大校长称中国最大博士群在官场。倡议还学术权力以学术》。 文中，着重摘录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对“博士大跃进”的担忧：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而对“官员博士化”背后的造假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 “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根本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在2008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被“双规”。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于同年7月19日在新浪博客上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 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 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 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5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其实，葛剑雄先生对王益的质疑，几乎完全适宜用在质疑中国所有博士官员身上，包括那位曾名动一时的“博士省长”于幼军。（于幼军，1953年1月生，江苏丰县人，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9月参加工作，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 鄢烈山先生在《从于幼军的博士学位说起》一文对于幼军的质疑就深具穿透力：于幼军是函授本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是在职学习，博士研究生也是在职学习。 2年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已经比在校生当时上的3年要短。拿硕士学位需要参加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和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每年一次），于幼军在2年内可以读完全部课程并通过这学生们最怵的英语全国统考吗？ 而且3年内上两个在职研究生进修班，能同时拿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真是神人也。而鄢列山对于幼军博士学历的质疑，或许，又适用于质疑与于幼军相同或级别更高的官员身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今中国，“博士大跃进”之灾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和“官员博士化”之风的严重危害性，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 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 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不仅如此，中国的“博士大跃进”，还直接影响到各国对中国人的学历资格承认——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学历，这本来是中国学子的心头之痛。 对中国“博士大跃进”必然给中国带来的祸患，《求是》杂志发表了吴陈胜先生的一篇文章——《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中国“博士大跃进”》。 文中指出：“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 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的原始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