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１日是香港政权移交25周年纪念日。这个政权移交的前提，是中国保证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现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后来补充说，“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就是说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更没有变的道理。”因此，今日香港的政治情形，让这个纪念日显得特别讽刺，其真正的主题是“一国两制半途而废”。

包括香港局势在内的巨大改变，让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得到一个头衔“总加速师”。网民用它来批评其政策为开历史倒车，认为必将大大地翻车。
习近平上一次访港是2017年。他一定能感觉到五年时间里香港天翻地覆的变化。跟中国内地一样，街上不仅没有了抗议，可能动员抗议活动的人或者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软禁在家里，或者正流亡海外。记者采访被严格限制，媒体上一片歌舞升平。领导人驾到大面积封堵道路，成千上万市民在狂风暴雨中无法归家。因此期待他在讲话中解释为什么要改变的人们，可能会大感困惑。在连续两天的讲话中，习近平说，“一国两制是个好制度”，“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

朱镕基：“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这几年来，一直有人翻出前总理朱镕基2012年11月访问香港时的讲话：“我就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若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显然，习近平并不会因此感到脸红。他说，“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同胞的福祉。
在他的讲话里，“一国两制”实际上指的是“香港国安法”。人们普遍认为，2020年6月30开始实施的国安法，终止了香港的“一国两制”。根据习近平的讲话，“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就是“一国两制”取得的巨大成就。
尽管朱镕基没有解释若“香港搞不好”或“在我们手里搞坏”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中，所有人都认为，他指的是实施真正的“一国两制”，其中包括法治、自由和民主。但是，这些都需要时间去“搞”。这是当时中共对西方社会关注此类问题的标准回覆。

还记得当年朱镕基“警告”台湾：“任何人当选都不能搞台湾独立”吗？朱镕基曾说：“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在这样的回覆中，中国大陆也在进行政治改革，建设法治和民主，人权也会改变，但是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例如，1999年4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伍德拉夫采访时说，“中国正在不断地改善人权状况。但同时，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已经将依法治国写进宪法，“但这不是容易办成的事情，我们缺少大量合格的人才”，“我们正在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但这需要时间，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培养出来”。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让西方社会和国内民众都相信，他们真诚地承认，中国的法治、民主和人权和西方国家都还有距离，但是正在奋起直追。为了追赶得顺利一些，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语境中，自由、法治而高效的香港，是中国城市的未来。

“普选”也是一个好制度？
习近平时代讲了另外一个“中国故事”。在“四个自信”的中国梦叙事中，中国并不需要时间在达到西方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水平，而是已经实现了比西方更好的“全过程民主”，并且正在各个领域“为全世界指明方向”。

习近平是否背叛了邓小平的初衷，改变了“一国两制”的轨迹？其实，邓小平从来没有隐瞒他的改革目的，而且反复强调“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一边发展经济，一边巩固权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更准确地说，发展经济是为了救党，维持中共的长期统治。

在这个过程中，“一国两制”对于中共应付西方社会的关注来说，的确是一个“好制度”。在朱镕基时代，它为中共在国际舞台赢得了空间，成为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受益者。
我相信，有一天，当普选再次成为话题的时候，中国将会宣布，香港已经实现比西方普选更好的“全过程普选”。中国领导人还可以骄傲宣称，“普选是个好制度”，“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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