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审视科技、商业、未来的哲学
“我认为你所说的离经叛道，更多的是我对自身的一种清醒认识。”2015年6月，当我第一次见到彼得·蒂尔时，我脑子里一直浮现的是他的这句话。然而——不得不坦诚地说，他离我想象中“离经叛道”的形象，实在相差太远。彼得·蒂尔穿着黑色商务西装，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如果没有人事前介绍，你只会觉得这是一个来北京参加商务洽谈的普通美国人。我想起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他从不投资穿着正装的创业者，因为他觉得隆重的穿着往往暗示着来访者的曲意逢迎。
很多人将扎克伯格获得彼得·蒂尔投资的故事朝这个方向演绎，认为正是扎克伯格的T恤获得了蒂尔的青睐。于是对他一本正经的穿着的打趣，成了我们交流的开场。他有些自嘲地向我解释：“因为我现在的身份不是投资人啊，我是个销售员，来向你们卖我的新书。我现在难道不是一个销售员典型的穿着吗？”蒂尔来卖的，就是他那本赫赫有名的经典之作：《从0到1》。自2015年被中信出版社引进中国出版后，这本书几乎成为中国创业者人手一本的创业“圣经”。事实上，这本书也确实是蒂尔这位硅谷教父多年在创业、投资领域一手经验的心血之作。今年51岁的彼得·蒂尔，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福音派家庭。在10岁正式定居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硅一代”之前，蒂尔跟随身为化学工程师的父亲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而年幼时的蒂尔，已经在数学方面展现出过人天分，也屡屡在国际象棋比赛中获奖。他随后的成长路径，完全就是那些有着卓越智商和良好家教的美国精英的典型。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随后在斯坦福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正式投身商界前，他曾在律师事务所和法院短暂工作。但这段在法律界拼搏的经历，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般光鲜，反而充满挫败。这也让蒂尔开始反思，在主流认可的精英路径上奋力拼杀竞争，能否真的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和所谓的成功。
在新兴领域创业并取得垄断地位，回避在“红海”领域的高度竞争——这几乎成了蒂尔后来在商业领域生存的信条。而他也正是这样做的。离开法律界，在衍生品市场和投资领域小试牛刀后，1998年，蒂尔跟合伙人创立了电子支付公司Confinity——而在那时，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电子货币的巨大价值。1999年，公司发布PayPal，这套基于美国银行系统的电子转账服务让蒂尔一举成名。2002年，PayPal 被eBay 收购后，蒂尔拿着套现的第一桶金，成立克莱瑞姆资本管理公司（Clarium Capital），杀入对冲基金领域。目前，该公司管理总值超过50亿美元的资产。随后在2003年，蒂尔又成立了一家大数据分析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服务于国防安全与全球金融领域的数据分析。与此同时，他还做出了另一个奠定他硅谷传奇地位的决定——以50万美元获得脸书10.2%的股份，成为脸书的首笔外部投资。以投资脸书为标杆，蒂尔投资的重心，转向小规模、初创型的科技创新公司。2005年，他联合创办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先后向包括LinkedIn、Yammer、Asana、Quora在内的多家创新公司注入资金。蒂尔因此有了“硅谷天使”之名。又因为创始人基金投资的多家公司由贝宝（PayPal）的同事负责营运，这些人在硅谷也有“PayPal黑帮”之称。创业与投资领域的巨大成功，并不能满足蒂尔。他很快在慈善界与政界也成了标杆人物。他成立蒂尔基金会，一方面设立奖学金，支持那些有着创新想法的年轻人创业，另一方面也直接向人工智能、对抗衰老等前沿研究领域投入资金。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蒂尔始终信奉自由市场，反对高税收、高负债，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在自由主义者扎堆的硅谷，蒂尔却在2016年的大选中力挺特朗普，甚至成为特朗普在旧金山的竞选代表。到了2018年3月，蒂尔干脆宣布离开硅谷。他对湾区的“左”倾思想越来越不满。在他看来，硅谷精英们对科技和未来过分乐观，忽视了政府的孱弱无能。而对特朗普的支持，也让他与诸多自由派的硅谷大佬分道扬镳。不过，这并未撼动蒂尔在硅谷教父式的传奇地位。
因为在创业、投资领域的巨大成功，蒂尔还受邀在斯坦福大学开设创业课程。这位“离经叛道”的导师，在课堂上鼓励学生辍学、勇于创业而非盲目追求所谓的精英学位。而《从0到1》这本书，便是蒂尔的学生——布莱克·马斯特斯整理的课堂笔记。2012年，布莱克·马斯特斯在选修了蒂尔的课程后，备受启发，将精心整理的课堂笔记发布上网，获得240万的点击。于是蒂尔参与到对这份课堂笔记的修订精编中，与他的学生一起将其出版成册。马斯特斯这位蒂尔的得意门生，现在则是蒂尔资本（Thiel Capital）的CEO，并担任着蒂尔基金会的主席。在《从0到1》这本书中，蒂尔向创业者们给出了诸多“离经叛道”的建议。真正的科技进步，需要创造新事物，从0到1；而既有的商业模式，多是简单复制，从1到n；在红海中搏杀是没有前途的，看好未来，选择真正的创新领域去获得垄断地位；关注自身业务，而不是过于关注竞争对手；如果没有希望建立垄断，那就加入最成功的公司；不按常理出牌的“洞察力”，才是成功的“秘密”……这些经验在中国真的行得通吗？对于中国的创业者们，蒂尔又会针对性地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我已经有一肚子的疑问，希望得到蒂尔和马斯特斯的解答。
理解《从0到1》
问：《从0到1》这本书在预售期就占据美国亚马逊排行榜第一名，被一批创业家和企业家评为“迄今为止最好的商业书”。聊聊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吗？当时是否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
布：这本书是根据我2012年在斯坦福大学听彼得讲课时所做的笔记整理而成。听课时，我差不多记下了彼得所讲的每一句话，后来又把这些笔记发布在我的网站上。这些内容不久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引起一阵轰动。于是我们决定将笔记内容重新整理成一本书，以便与世界各地的人分享这些知识。谈到写作过程，有点像创业。你要做大量的陈述、大量的编排，并认真检查和修改稿件。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对书稿出版后可能的反应有一个清晰的预期。
问：当年和你一起上彼得课程的同学，你和他们还有联系吗？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中间有人或者你自己应用过彼得的理论吗？
布：我不可能查到我所有的同班同学今天在做什么。不过，有好几百人与我联系，告诉我，他们搞开发项目和创业公司是得到了我的课堂笔记，即现在的图书《从0到1》的帮助才取得成功的。在今天的硅谷，有关初创企业的大量介绍似乎都参照了这本书中的说法。例如，不再吹嘘一家企业占据了多么大的市场，而是说一个企业家要集中精力去独占一个小市场；不再说如何在竞争中取胜，而是说创业者要设法建立垄断。
问：你觉得创业更像是搞艺术还是从事科学研究？“从0到1”这个理论，是否可以用到伟大的艺术家身上？
布：艺术和科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活动。科学总是从数字2开始：科学是在探索真理，所得到的一切都要在受到控制的条件下通过重复实验再次做出来。然而任何一件伟大的艺术品都是唯一的：绝不会还有一件与它一模一样，而且以后也绝不会再有完全相同的作品。要说商业更像艺术还是更像科学，我的回答十分明确：商业，至少是建立一个创新型的初创企业，更像是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是从1到n，亦即复制某些有益的事情，那是在搞科学，是商学院的教学内容：努力提高管理效率。然而初创企业则更像是搞艺术，是在完成从0到1的突破，它的根本任务是要做成某种全新的和有价值的事情。
中美创新环境对比
问：你觉得这些年美国的商业创新表现怎么样？
布：美国硅谷在促进新技术商业化方面一直做得很好，优步就是近期的一个成功案例。谁能想得到仅靠开发一款打车应用软件，把要去某地的坐车人与愿意载客的汽车司机连接起来，就能做成一桩一年经营额高达500亿美元的生意？问题在于，大家都知道除了出租车还有大量的豪华轿车和私家汽车，而只有优步独具慧眼，从这种闲置的运载能力中发现了巨大的商机。另一个例子是真知晶球（Palantir），这是一家向美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出售数据分析软件的公司。这家公司的软件非常复杂，但它能使数据分析工作变得十分容易。这是技术和商业相结合的典范：创业研发复杂的技术需要资金，而这项技术正好能够为客户解决一个大难题，因此客户愿意提供资金来研发这项技术。
问：在这种创新中，美国政府的表现如何？功劳有多少？
彼：关于美国政府在创新投资方面的表现，显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一种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我本人就持这种观点——认为情况非常糟糕。在今天，爱因斯坦寄来的一封信很有可能会在白宫的收发室里被弄丢，曼哈顿计划将根本不予考虑，也不会有什么阿波罗计划。
问：你认为美国政府在创新投资方面表现糟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下美国的创新脚步放缓了？
彼：当然。如果你看1985年的电影《回到未来》，他们回顾了30年——从1955年到1985年，世界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回到未来Ⅱ》，从1985年到2015年，也是30年，但我认为这30年中，除了计算机以外的日常生活，实际发生的变化是相当温和的。
问：你为什么要离开硅谷？是不是也出于对这种创新放缓的失望？
彼：旧金山和其他“特大城市”，如纽约，对创新企业家来说吸引力越来越小。包括硅谷在内，这些城市已经变得太贵，智力上同质化，并且成为积极的左倾政治的中心。
问：中国政府已经宣布要在国内建立一个类似于硅谷的开发区，你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个计划如何才能够取得成功？
布：我认为，重要的是必须看到中国政府在支持企业家精神。要知道，在美国，政府至今也没有给予硅谷有力的支持，充其量只是没有妨碍它的发展而已。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如领英（LinkedIn），在中国开发区与当地政府保持了良好关系，而且经营得相当不错。由于创新文化及创新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中国的创业生态系统获得成功的关键或许正是要避免拷贝硅谷。创建“中国的硅谷”不应该是目标，对于中国来说，多一些创新型企业才是大事。我猜想，最后建立起来的开发区与硅谷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
问：在创新这个问题上，你觉得中国能从美国学到什么？
布：我认为，有一个美好未来的关键是要尽最大可能避免竞争。在地缘政治的选择上，你最好选择那些注重发挥自身与众不同的特色，并重视贸易和与他国合作的国家，而不要选择那些企图与别国竞争的国家。所以我认为中国可以从硅谷学到很多东西，硅谷也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最好的愿景是中美两个国家在将来各自都有一个强健的独一无二的创新企业生态系统。
培养创业者
问：当前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中有很多野心勃勃的90后年轻人，你能给这些有抱负的中国年轻人提供一些建议吗？
彼：如果我给出的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回答，每个人都可以遵循照办的话，那同时又一定是一个错误的建议。令人诧异的是，尽管IT行业已经火爆了10多年，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但我们的社会仍然把计算机编程看作是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将其视为一种不受欢迎的职业，至今仍然只有极少数的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IT行业仍然人才短缺。但是我认为，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人才，进入IT行业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是我的一个稳妥的、比较具有普适性的建议。
问：怎样才能知道一个人是否具备了成功创业者的那些特质呢？成功的创业者可以通过培训产生吗？能够被大量孵化出来吗？
布：不知道成功的创业者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有些人具备敢于冒险、喜欢尝试新事物的气质，而其他人则不具备。不过，任何人都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假以时日，便会有越来越多的创业者获得成功。大多数成功的创业者都会显示出两种几乎相反的性格，他们或许非常有魅力，同时却略显笨拙、害羞，甚至性格内向；而另一类例子是，有一些特别成功的创业者说话办事总是特立独行，甚至固执己见，但是他们同时也非常通达开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这些特质甚至会变得越来越突出。不过我怀疑这或许是人们对他们十分好奇，感觉如此而已，他们未必就是这样。关于成功的创业者有什么与众不同，我只能说这么多。
下一个浪潮
问：在你眼中，下一个引领时代变革的技术会是什么？是人工智能还是生物技术？
彼：人工智能被吹嘘得有点过分，生物技术很有可能成为热门。我们一直在谈论计算机作为人类替代品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它们是非常不同的。电脑能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蛮力做事，但人类有时能够更有效地做更多的事情。不过，如果你搞出一种能够自动驾驶的汽车的话，那肯定是一项了不起的创新，会产生很大的边际效应。我猜想，最直接的影响很可能是推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开始冲击原子世界。到那时，我们也许会要面对技术的进步能否主导政治，或者反过来，政治能否主导技术的问题。
问：不过现在看来，人们似乎更关注比特币这样的虚拟货币、电子货币，谈论它们将如何颠覆商业、金融世界。您对此怎么看？
彼：一个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新技术总在给我们制造新的惊喜。比特币是一个突破性的技术发明，发展前景也是跳跃性的，总能实现新的功能。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比特币在真正改变世界，重塑新的金融格局。
布：比特币是一项很酷的技术，在技术意义上绝对是一个从0到1的创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比特币可以获得广泛接受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可流通货币。其实这不难，在美国，现金和支票之外还有PayPal和Venmo，中国也是一样。由于它所独有的技术特点，比特币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简单的P2P支付平台。我认为最有前途的比特币应用是它成为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网络货币，应用于机器之间的支付。例如，一个服务器可以向另一台计算机请求下载网页并用小额比特币支付。如果比特币支付可以成为计算设备的默认功能，那么应用前景非常可观，因为当下互联网是非常缺乏货币化的。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对比特币的中立性持怀疑态度。我的观点是，将会有一种加密货币与黄金相当，比特币转换为数字版本的黄金。积累资金的追求是永不褪色的泡沫。问：你曾经说过我们想要一辆可以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社交媒体、消费技术的创新，不值一提吗？在这个领域还有继续创新的潜力吗？彼：网络公司、社交媒体和消费技术已被彻底开采，下一件大事可能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或自动驾驶汽车。应该指出的是，硅谷正在积极研究所有这些想法。不过，当下这个时代仍将由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互联网公司主导。尽管消费者科技缺乏潜在的新创意，但我仍然认为亚马逊是美国最凶猛的公司，是你不想与之竞争的公司。
终极之问
问：在你看来，我们人类是否变得过于冒险？世界的未来会更美好吗？
彼：从18世纪到20世纪，“风险”这个词非常罕见，一直到40年前，关于风险的曲线，突然变得非常陡峭。它在媒体的标题中越来越普遍：“如何管理风险”“如何承担风险”……这预示着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正变得越来越脆弱。最佳的战略是将注意力放在“风险最小化”的过程上，但这会使你从实质性的创新、实干中分散注意力。我们其实是越来越害怕风险，而不是过于冒险，我们越来越不敢创新，这或许是通往更美好的明天的一个障碍。
对话手记
正如我在开篇时所说，在我心目中，“离经叛道”是最适合蒂尔的一个标签。不走寻常路，背弃主流的选择——避免竞争以获得垄断地位。这个道理听起来似乎简单——谁会喜欢竞争呢？谁不想杀入一片无人之境创造自己的商业帝国呢？但显然，背弃主流、规避竞争，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有胆量做出的选择。首先，便是要有独特的洞察力，即对主流有足够的批判、反思与质疑，能够发现主流路径之外未被充分开发、未得到妥善关注的领域，能不断发现新的问题，提出创新式的解决方案，从0到1地发现商机、开拓市场。其次，还要有足够的胆识与能力，敢于将自己的洞察真正落地成行动，承担起背离主流的压力。而这种勇气和担当，也往往离不开外部的支持——独具慧眼的天使投资人，包容失败和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以及积极配合、给予充分支持的创新型政策。
毫无疑问，不管人们有多么推崇《从0到1》这本书，多么认可蒂尔提出的原则、理论，蒂尔在硅谷的成功都是无法复制的。我们可以探究与努力解决的问题是——创造蒂尔们的土壤是否可以复制。正如我和蒂尔在交流中谈到的：中国年轻人渴望成功，野心勃勃；中国政府想要复制硅谷，建立类似于硅谷的开发区。但要真正催生出硅谷里璀璨卓越的创新企业，成就一个个如蒂尔们般非凡的传奇人物，中国显然需要做得更多。我们需要更新我们以应试为导向的教育体系，真正培养出具备批判性思维与探索精神的年轻一代；我们需要务实而高质量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就像蒂尔给年轻人们的建议一般，想在互联网行业创新、制造垄断，要先接受扎实的编程、IT训练；我们需要畅通的信息，让年轻的创业者们能随时了解最尖端、最前沿的领域到底在发生什么；我们还需要灵活、高效率的政府部门，愿意响应社会需求，与创新者们共同应对这个变化多端的网络时代，及时出台高质量的政策，提供创业支持，打破政策壁垒，解决新兴的社会问题。从0走到1，我们需要更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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